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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合论:两种人生轨迹

   作者:何与怀    人气: 609    日期:2018/10/31


前言:1030日下午,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四岁。而另一位新派武侠小说开拓者梁羽生,则早于2009122日已在悉尼去世,终年八十五岁。本文谈及与他们两人相关的一些陈年旧事,仅以表达对大师的缅怀。

 

1954120日,《新晚报》开始连载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作者署名“梁羽生”。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更被多报索稿,竟一时分身乏术。怎么办?同为《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人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荐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与梁有同好,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1955年某天,罗孚便找上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而且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十二年后,中国大陆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或称为其总爆发。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香港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笔战,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此时罗孚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他称之为“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由于“形右”,形式上不属于左派,还能刊登一些金庸写的或写金庸的文章。特别是,为了适应读者口味,这时罗孚又想在武侠小说上打主意。他想何不以合论两位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为《海光文艺》打响第一炮。作者找谁呢?他很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请,只提一个条件,要罗孚冒认是作者。这就是《海光文艺》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此文第一部分有一个经典的两人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这就是这位上接《儿女英雄传》和民国旧式武侠小说、开创新派武侠文学被誉为“鼻祖”的他,这样实事求是当然也是非常谦逊地评价自己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

梁羽生接受写作〈合论〉这种难度很高的任务并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充分表现出他的憨厚。由于本身是评论对象并要和另一个对象作比较,秉持公正实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梁不在乎金庸当时在左派眼里已成敌对的右派,认为不能因此影响学术讨论,居然无视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险恶,后来果然受到不止一个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但文章虽短,却有如四两拨千斤,绝不可等闲视之。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无讽意地说: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金庸是现实中的大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为,既能写武侠小说,又能编剧,更能成功办报,纵横政坛,文政商三大江湖应付自如。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敢在文革中公开对抗嚣张一时的共产党当权者,因而获得台湾好感,于1973年春应邀访台与蒋经国进行深谈(蒋介石当时病重没能见他);又能在文革后不久(1981718日)获得共产党最高权威邓小平的隆重接见和热情称赞。而梁羽生,恐怕做梦也没有这种胆量这种欲望。有人说,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来干这一行。

梁羽生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呢能守住就不错了,不为天下先,政治压力受不了,大概是个中庸之人。的确,梁羽生乃是本质的名士风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随遇而安,天真率性,缺乏防人之心。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赫然走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晚年没有诸多荣誉头衔,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

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性格即命运”,这句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是作家成功塑造人物的不二法门,当然也应合作家自身。金庸生前曾表示,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梁羽生绝对不敢“大闹一场”。不过他去世时,金庸发来挽联,自称“同年弟”、“自愧不如者”,敬挽道: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金庸还有一个遗愿:“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相信这对他,以及梁羽生,都绝对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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