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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 ——也谈陈贤茂教授的〈也谈〉(1)

   作者:何与怀    人气: 1862    日期:2010/1/18

摘要:进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怀抱多元的理念和普世的价值取向,不然的话,可能成为绊脚石而且不能自省。文章各节小标题为:
一,论争的缘起:陈教授的两个基本观点
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陈教授关于“华文文学中心”的新解释
三,让人哑然失笑的“反驳”:看陈教授如何坚持他的“回归”论
四,“伟大”的儒教重建构想:虚妄或令陈教授神往?
五,所谓“不伦不类的变种”:驳斥陈教授的中西文化观
六,“从‘五四’到‘文革’”:陈教授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
七,关于“全球化”:陈教授的危言耸听阻挡不了时代的步伐历史的进程
八,心态、理念、价值取向及其他:和陈教授辩论值得吗?
关键词:多元文学中心;多元升华;儒教;中西文化观;五四;文革;全球化;普世价值


一,论争的缘起:
陈教授的两个基本观点

2006年7月,笔者参加在中国吉林市吉林大学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下称〈评〉文),该文收印在研讨会论文集中。此文原文本(吉林大学编印的论文集严格规定字数,是删节本)是从笔者一篇提交给2001年悉尼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的论文(即〈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后发表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并被北京《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的两个小节扩充写成的,曾发表于香港《当代文学》杂志2004年总第12期,也收在笔者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一书中。前几年笔者亦曾把它传给汕头《华文文学》杂志希望发表,但有关编辑考虑到文章评论对象是刊物的原资深领导觉得不好办。吉林大学研讨会之后,《华文文学》的编辑总算终于把它刊出(按删节本),登在2006年第5期首次恢复的“争鸣篇”栏目上。
陈贤茂教授的两个基本观点见诸于他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在他亲自撰写的全书〈导论〉中提出。其一可称之为“回归轮”。在这部1999年8月出版的两百万字的四卷本巨著中,陈教授这样描述当前华文文学世界的状况(《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49):

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他还说(同上):

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
 
陈教授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问题。他认为:对华文文学世界中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文学中心的问题,回答可以是肯定的;而对目前是否已经形成多个文学中心,答案则是否定的。例如,在他看来,新加坡在华文文学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要成为华文文学中心,谈何容易;马来西亚将来极有可能,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至于美国和欧洲华文作家,据陈教授考察,他们虽然多已加入了外国国籍,却仍然自认是中国人,以其作品能进入中国文学为荣。这些作家主观上既没有另立中心的意图,客观上也不存在形成中心的条件。他们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21-22)。
笔者以为陈教授这两个观点失之偏颇,因而写出并发表〈评〉文。在2007年第1期的《华文文学》上,刚刚东山再起重新走马上任该刊主编的陈教授发表了〈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下称〈也谈〉),回应笔者的商榷。而笔者在悉尼举行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在悉尼华语电台的采访中,以及其他场合上,进一步回应了陈教授的回应。笔者还以“钟鹤”的笔名写了一篇述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何与怀博士与陈贤茂教授论战〉(《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299期,《澳华文学研讨会专辑一B版》,2007年11月24/25日)。但认真看来,笔者与陈教授的论战,还并不仅仅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但又关系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是为什么还要写出此文,再次请教陈教授,以及各位读者、方家。

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陈教授关于“华文文学中心”的新解释

关于“华文文学中心”问题,陈教授现在把他的观点更改如下(《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64):

世界上凡是有华文文学存在的国家,都是华文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无所谓中心或边缘。就连中国,也只是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不是什么中心。

这种改变,就陈教授本人来说,或者广而括之,对所有曾经持“中国(精英)中心”观点者来说,应该被视作一个进步。不过,如果稍为察看陈教授的上下文,就会发现,他现在改口称“无所谓中心或边缘”,并非由衷之言,起码是前言不对后语。因为在他作出这个结论之前几段,他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个考察,得出如下看法(同上,页63-6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心。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界,都唯新加坡马首是瞻,就连我们现在习用的华文、华语、华族、华文文学等新词,也都是当年的新加坡人创造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地位,已逐渐被马来西亚所取代。
新加坡华文文学从边缘成为中心,又从中心沦为边缘……

且不讨论陈教授的考察本身,只想问一句:如果“无所谓中心或边缘”,新加坡华文文学又何以会“从边缘成为中心,又从中心沦为边缘”?
陈教授还对“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这样表示(同上,页64):

我认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还是少用这种提法为好。

如果你认定“无所谓中心或边缘”,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这种提法”就是根本不对,而不是“多用”或“少用”的问题。
其实,陈教授他这个所谓“进步”,也暴露出陈的内心深处某些不好明说的东西。在他看来,原来“中心”就不是“平等的一员”。所以他又说(同上):

谁都想成为中心,但如果全部都是中心,也就无所谓中心了。

显然,这就是他的担心所在!对此,笔者似乎有“先见之明”。在好几年前的〈评〉文中已经指出,文革时各派“以我为中心”;对此,毛泽东说,多中心等于无中心,这显然是要维护他的权威。但是,文学中心不是政治中心,不是权力中心,假如不把“中心”这个词看得过于严重,应该承认,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已经形成多元文学中心(《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页99)。
但是,有些人就是要维护真真假假的权威,就是把“中心”这个词看得非常严重。在某次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举行期间,某位“内部人”就曾经像透露秘密一样地向笔者“透露”:当年XXX大力鼓吹“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是别有用心,是企图自立中心,“我们”当然要抵制,要反驳,不能让他的企图得逞……云云。
陈教授还透露他取消中心论的一个用意(《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64):

因为一提中心,就必然要提边缘,一提边缘,就给人一种屈辱的感觉,一种从属的感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

“屈辱”!“从属”!”被挤压”!”被忽视”!何来这么多的消极阴暗的感觉?!
陈教授现在宣称“无所谓中心或边缘”,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可以说是同一种心态的一种极端折射。其实,如果平心静气根据客观事实而论,或者理论一点从系统论及其层次观念或多元系统理论来说,“中心”和“边缘”是客观存在,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以人的主观肯定或否定所决定的。而且“中心”和“边缘”的存在不是简单的、死板的、单独的存在。它们不过相对而言,换言之,某个“中心”相对另一个“中心”大可能是“边缘”,也不必讳言的。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系统、层次、结构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系统与系统之间,大系统和它的小系统之间,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且此一时彼一时。
笔者〈评〉文已经指出,文学中心不是有“意图”就可以“另立”的——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外定的;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意图”它也可能不经意就出现了——它是文学活动文学业绩自然推动的结果。就让我们平心静气回到周策纵教授最初也最简单最实事求是的说法吧。他说,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在他们聚居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外一些华文文学中心。这是既成事实(见笔者〈评〉,《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页99)。
当然,对于世界各地华文作家来说,中心不中心,或者主流支流之分别,不必成为关注的问题。痖弦说得好:海外华文文学无需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需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笔者也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华文文学的发源地,有数千年历史,诞生许多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它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影响深广,自然是最大的中心。不管出现多少个中心,中国大陆这个中心也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或许还可以这样指出,在中国大陆这个大中心内也会出现多个小中心,各自呈现出强烈的、甚具价值的地方色彩……。
笔者始终认为,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有志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学在世界发展者都应该抛弃“中国(精英)中心”的唯一中心的过时观念,都应该支持并推动华文文学世界多元文学中心的出现和发展,对“多岸文化”竞逐领导地位的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都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由边缘走向另一个中心,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让人哑然失笑的“反驳”:
看陈教授如何坚持他的“回归”论

关于陈教授的“回归”论,他在〈也谈〉这篇长文中,专门用了长达七千多字的一半篇幅“回应”笔者对此的质疑。但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触及到他自己在《海外华文文学史》导论中甚为得意地提出、而为笔者不表赞同的对当前华文文学世界的状况的这个描述——“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而且,“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
笔者说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潮流”更没有这么一个“热潮”,针锋相对,极其明确,你要反驳吗,很简单,就请针锋相对清楚具体地告诉人们,今天世界华文文学是如何以你之见“都”“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无论“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而且,既然是“都”,既然是“正在”“悄悄地”,既然是“潮流”甚至“热潮”,你还要把“都”、“正在”、“悄悄地”和什么“潮”都抖出来让孤陋寡闻者或视而不见者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还有,请你不要忘记你白纸黑字标明的时间状语——“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
可惜,让笔者大失所望,陈教授在长达七千多字的反驳中居然所有这些争论焦点连一点都没有涉及!
在时间上,陈教授现在〈也谈〉中改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大体上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70年代以前,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阶段;70年代以后,则是逐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阶段。”(《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6)请问:这是“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吗?
在内容上,笔者和他争论的是“世界(或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他现在却用中国大陆他所归纳的某些状况来搪塞,说什么“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同时也开始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由于阻力重重,这个进程是缓慢的,渐进的。最近数年来,则出现了加速的迹象。”(同上,页57)如何“加速”呢?他举了“2004年9月,孔子故里曲阜首次举办了由政府出面主持的祭孔大典”……等等几项事例。之后,也许他自己也觉得他所列举的这几项事例跟世界华文文学太风牛马不相及太苍白无力太失学术风范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上述事实,也许还不足以构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同上,页58)。
笔者看到这样的“反驳”不禁哑然失笑。陈教授当年为两百万字的巨著《海外华文文学史》撰写全书〈导论〉以举纲张目时不是胸有成竹振振有词吗?不是毫不含糊斩钉截铁吗?你当年弄“潮”的气势哪里去了?
看得出陈教授仍然坚持他的这个“回归”论,但他难以正面地具体地清晰地给以论证,只好回避了。本来,说什么海外华文文学现在正在整体性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说什么海外华文文学现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说什么这个回归已形成一种潮流而且这种潮流还会很快变成一股热潮,都是陈教授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了解世界华文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人都可以证明: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股“热潮”或“潮流”。这种以所谓回归传统与否作为著眼点的论述肯定会歪曲整个华文文学世界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别是当审视的范围也包括这几年很引起注意的所谓“新海外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笔者〈评〉文已经讨论过周策纵教授生前提出的“双重传统”的观念。所谓双重传统是指“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他认为,各地华文文学一定是溶合这两个传统而发展,即使在个别实例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不能有偏废。如锺玲指出,一个好的作家作品中会吸收、融铸多元的文化传统,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单一的,因为任何人所处的社会不时都在进行多元文化的整合,有的是受外来的文化冲击,有的是社会中本土文化之各支脉产生相互影响而有消长。作家的作品必定反映这些多元文化之变化。另一方面,有思想的作家必然会对他当时社会的各文化传统作选择、作整合、作融合。不少作家也从他们各自文学创作实践总结出可贵的经验。如白先勇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在处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与西方美学西方文学的关系时,应该是“将传统溶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哈金则说得很形象:“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这句话所深含的意义当然不只在具体的生活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学精神层面上。高行健关于传统也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他说:“谁不在遗产中生活?包括我们的语言,没有传统文化哪来的你?问题在于怎样做出新东西丰富它,这才有意思。”这些观点这些经验都很有见地都非常宝贵。的确,事实上,所有的传统,都是当代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不是单纯的凝固不变的传统。传统本身是一条和时间一起推进、不断壮大的河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也在更新,包括传统本身的内涵和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利用。
总之,在传统这个问题上,使用“回归”这种字眼要非常小心,特别当论述对象不是个别时期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时候。应该说,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这里面甚至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但陈教授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肯承认。他脑海里似乎有一块以不变应万变绝不动摇的死角。他当年写〈导论〉谈到美国华文文学时就说过:他们(指美国华文作家——笔者)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页21-22)。且不说当代中国文学现在是否都全盘一股“热潮”般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当然也不是!),单就陈教授所持的世界(或者单就美国)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个观点而论,再想想这位陈贤茂教授的显赫地位——前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刊《华文文学》杂志主编,笔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人们在讨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等一连串全球语境下的华文文学问题(参阅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概念、争论及其操作问题——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这位教授却热衷于“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强调而自得其乐。他在〈也谈〉中嘲笑笔者“真有点像桃花源里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页57),这顶帽子看来可以回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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