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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飘零的尊严

作者: 杨林沙宕    人气:     日期: 2005/2/15


 

 

文学沙龙的人们选择星期天这个日子到郊外活动。Omana海滩上空的阳光是金色的,撒在Omana海滩上的沙砾也是金色的,海滩上遍布的人群不分肤色,或赤脚倘佯在沙滩上,或抱着冲浪板在浅滩戏水,或驾着帆舨到深海去追风。

从奥克兰来到这里看鸟儿的这群文学沙龙人,他们的心情也和沙滩上所有的人们一样被这阳光和沙滩染成了金色。

然而我知道,海的另一头,天的那一边,邓丽(为尊重当事人私隐,此为化名,下同)的心情一定是灰色的。当沙龙的人们在沙滩旁的草地上诵念诗歌的时候,邓丽一定已经背负着那些从中国带到奥克兰,又从奥克兰原样带回的包袱,回到了她生活、工作的那个城市的空港。

包袱里有她自己的用品以及替朋友捎带的礼物,可是她没来得及打开这些包裹,更没有机会使用自己喜爱的物品,也没有机会完成朋友的托付。有人打开过这些包裹,他们是奥克兰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

2005211日晚,邓丽抵达奥克兰,没入境就被扣留,带往Papakura警察局,接受审问,然后关进一间单人拘留室,2005212日晚八点被遣返。理由是:有移民倾向。

就这样,她没有来得及看看这个国家上空的蓝天和蓝天上漂浮的白云,更没来得及浏览奥克兰城市绿树遮隐着灰砖红瓦的街景,甚至没有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迈出哪怕是一步自由的脚步,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挡在了国门之外。

我想象不出,当遣返邓丽的飞机降落在机场,舱门打开时,迟丽迈出机舱的脚步是如何缓慢,随着脚步移动的心情是如何沉重,但我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种坠入深渊的感觉。

其实我和邓丽素不相识,Fancy也一样,从未见过邓丽。

星期六是我收拾房子、修整花园的日子。我戴着厚厚的塑胶手套,正在用强力清洁剂擦洗抽油烟器,接到Fancy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有一位从天津来的女实业家,风尘仆仆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商务考察, 却莫名其妙地被盘问是否携带毒品并遭受脱衣搜身检查。苛刻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毒品,移民局便以莫须有的“有移民倾向”为理由向她发出了驱逐令。

Fancy一样,我立刻下意识地感觉,这是一起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于是我们一起驱车赶往邓丽被扣留的Papakura警察局,在路上,接到律师通知,警方已经将邓丽送往机场警察局,准备遣返。我们立马扭转方向盘,直奔机场。

机场警察局的警员友善地接待了我们,出乎意外地,他爽快答应了我们会见邓丽的要求。

当邓丽被带进会见室,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个朴实的女性。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她会象去年那个从大陆到台湾游览的旅行团,一下飞机就消失在人海里,再也找不到踪影。可是新西兰的移民局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决定将邓丽强行遣返。

一得知消息,Fancy翻遍所有的华人通讯簿,好不容易替邓丽找到了律师、也联系上了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官员。律师和领事官员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奔走。

然而,虽经律师、中国领事官员多方交涉,仍然不能改变移民当局的驱逐决定。

移民局说,迟丽的个案存在太多的疑点,这些疑点不得不让他们做出那个一般不轻易做出的决定。首先,移民局批准的是两人一组的商务考察团,然而,迟丽的上级因故不能前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成行,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说服移民局;其次,迟丽考察的项目是家具行业,可是邀请者不是一个家具从业者;更令人不解的是,办理有关签证手续的中介商,就是邀请者本身。致命的是,丁艳一句英文也不懂,可是没有翻译,接机者是中介商的朋友,既不认识丁艳,也跟家具行业毫无关系。…….

于是,尽管中国领事馆官员使尽浑身解数,也找不出严正的理由要求移民局放人。

一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这事如果发生在一个美国人、英国人身上,会是同样的结果吗?哪怕是韩国人、日本人,也会遭受这样的命运吗?

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么,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种族身上,结果也是不同的,这算不算种族歧视呢?

如果人家说,我就种族歧视,怎么了?人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有一船船往外偷渡的吗?有那么多在别的国家逾期不归的吗?为什么我们不歧视他们而歧视你中国人呢?

我会失去语言。

 

一切都似乎是一次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假如重新来过,邓丽在出关时遇到的是不同的人,或许她就顺利入境了。一般来讲,只要验过护照以及护照上的签证,检查行李时没发现什么违禁品,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可偏偏事情就出在检查行李的时候。至于为啥邓丽会让人怀疑携带毒品,实在不得而知。

按照律师的理解,这事似乎没有谁有错。邓丽没有事先告知移民局另一同行人不能成行并不是她的错,因为移民局的签证上并没有如此要求;移民局也说自己没有错,只要怀疑任何访问者“有移民倾向”,他们就有权发出驱逐令,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如果当事人不服,尽可以通过法律程序上诉。

既然谁都没有错,那么,就只是事情本身有什么不对啰?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件很荒谬、很滑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命运便放心地给邓丽开了个很大的玩笑,除了让她经受十多个小时飞行的颠簸,还让她的心情经历了一个从喜悦满怀到冰冷刺骨的旅程。而且,只让她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停留了一个昼夜,仅仅一个昼夜。

这一个昼夜,邓丽呆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分别是Papakura和奥克兰国际机场警察局狭窄的拘留室;这一个昼夜,邓丽睡了两张床,这两张床都是警察局拘留室里冰冷的水泥床。

  告别了哭泣的邓丽,我们回家。路上我问Fancy,也问我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天,咱那个东方故国的大门也会被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同样的理由:有移民倾向,而向西方的邓丽们关闭?

Fancy没正面回答,却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还写吗?

看着天空下起的小雨和挡风玻璃前不停摇晃的雨刮器,我仿佛看到邓丽的尊严在风中飘零了,我的尊严也在雨中飞来飞去。我对Fancy说,写,但可能不再是一篇申讨种族歧视的檄文。

                      2005年2月14日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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