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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生平之言

作者: 若缺    人气:     日期: 2005/7/7


《论语.宪问》中有“子路问成人”的一段记载。

  这位很有个性的学生问他的老师:怎样做才算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成人”就是完人的意思。他的老师举出四位各有优长的鲁国人作为楷模告诉子路:一个“成人”应该在德、智、勇,礼乐、才艺上无所不备。然而老师也知道,这是一个求全责备的理想化的要求。所以,孔子紧接着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一是见到利就应该想到义;二是看到危难要肯于献出生命;三是既便处于困窘的境地,也不能忘记平生的诺言。起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做完人。在孔子看来,这已经是降格要求了。在人生行旅中,一个人能时刻不忘、付诸实践,做到先师的上述要求又谈何容易?就以“久要不忘生平之言”来说,就已经是很不易的了,“久要”者,长期处于困窘的境地。“要”同“约”,穷困的意思。

  古往今来,无论是伟大的人物,或是芸芸众生,谁没有年轻时所立下过的诺言?这诺言,或称“誓言”,岂不就是孔子所说的“生平之言”?然而,在顺逆相交的人生航程中,是否每一个人都能永远点亮那盏心中的灯!特别在狂风暴雨、激流险阻袭击而来、险情横生、持续不断的时候,你是否还能牢记“久要不忘生平之言”,并具有与磨练你心中那把永不生锈、披荆斩棘的宝剑!由此我们可以深思,我们可以印证,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提升人的精神向上性。中国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执着地坚持理想、既便陷入现实与心灵困境也丝毫不退却的仁人志士,用他们大写的“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正是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精神。以不带偏见的历史眼光,我缅怀于历史长河之中,浮想连翩,突然想到了我非常崇敬的三位历史人物-----屈原、杜甫、辛弃疾。

  如果认真读一下屈原的长诗《离骚》,不能不震撼你的心灵,不能不被这位伟大的悲剧人生的心路历程所感动。特别是他那从“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意识、持守“以道自任”,辅佐君王改造弊端,实现国家“美政”坦途的的宏伟志向,在长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正是诗人“生平之言”的心灵呐喊和追求人格圆满的表白。然而,君王的昏庸,小人的包围,内困外患的形势,使诗人陷入想象不到的困境。但是,诗人那“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声,甚至当他走向人生绝境时,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生平之言”,并以死抗争;完成了他那忠、怨、去、死,追求生命圣洁与生命永恒的殉道者的悲剧。在我看来,屈原留给历史的精神遗产,不是他的“忠君”,也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所谓“美政,而是他人格完善的持守和在人生逆境中,“九死其犹未悔”的绝不放弃“生平之言”的可敬的精神。

  唐代大诗人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典型士大夫家庭,始终恪守儒家的理想政治。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不折不扣的成为他为之献身的“生平之言”,然而盛唐时代的开始下滑,诗人遭际的不幸,诗人对现实清醒地认知,使他年轻时代所具有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转化为内心涌动出来的“沉郁顿挫”的感愤与悲情。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写下一首被后人称之为“七言律诗之冠”的《登高》,诗云:“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稍后又在诗人生命终极前,路经洞庭,写下了意境恢宏,感慨尤深的五律《登岳阳楼》,诗曰:“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杜甫晚年这些诗作中,写他登高眺望,登高所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景物描写来说,非常符合夔州的秋天特征:仰望,可见无边无际萧萧落叶的秋林,俯视,便见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长江流水。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是诗人对时光逝去、壮志难酬的悲怆之感。这宇宙生命的动感描写,流淌着诗人热爱生命,不能施展个人抱负的血与热泪。而《登岳阳楼》一诗,又哪里是“喜初登也”?虽然这是诗人第一次登楼,但是,久闻洞庭名胜,今日始来登楼的那种喜悦,全然融解在诗人对自己人生历程和现实的感愤之中。尾联中“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就充分从个人的不幸生存命运的感发中,直起转化为对国事命运的关怀。诗人老泪纵横,充塞胸臆的是国事衰微、扭转乾坤不易的感愤。所以,杜甫写山水,从来不是仅仅流连山水风光,而是在山水描绘中给读者敞开了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中间何尝没有蕴涵着“生平之言”不得实现的遗恨和忧伤!

  南宋豪放词大家辛弃疾,少年时代就在其家乡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失败后,渡江南去,在南宋朝廷作官。一直把收复中原当作自身的生平之志。然而由于朝廷的猜忌、不重用,最终他也只能空怀恢复中原的宏愿,抑郁而死。词人辛弃疾那份“久不忘生平之言”的情思:“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些诗句总是迸发出诗人心灵深处无法解脱,无法忘怀的苦恋期待、热血奉献、和献身不得的悲情与愤懑。

  古代仁人志士“生平之言”不得实现的事实,证明了这不是纯粹的个人悲剧,而是历史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悲剧。儒家思想强调道德的力量,看重道德修身的重要性,这种观念无疑至今也具有其不变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如果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比如象屈原、象杜甫他们的生命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陷入的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理想太高,与现实差距太大,是一种痛苦的孤独。他们一厢情愿地想把道德直接转化为政治;他们尚无条件懂得以道德只能游说君主,抨击昏君,而无法彻底干预政治。但儒家文化根本的缺陷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儒家文化的另一极端,又是极力维护不可更改的、以“君臣关系”为主体的人际伦常关系,这又给既便如何高扬道德的旗帜,也显得道德的无能为力创造了条件。所以,那些从心灵深处对儒家的文化理想怀着虔诚信念的古代士人,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追求生命的圣洁与生命的永恒,成为历史上殉道者的悲剧。

  反思历史文化,从中寻找、爬梳到可以一脉相承并发扬广大的精神是可贵的,这就是文化传统。剔除其糟粕,再来反观儒家所提倡的“久要不忘生平之言”,鼓励人的生命意志积极向上的警句格言,在今天可能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时代空间里,它依然可以作为人们实现理想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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