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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梦里已知身是客 1949年后也只有他一人(组图)

 


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位曾经的“祸头子”、点火者、撩拨时代的“龙的传人”,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再次归来时却以“永远的客人”自居,淡漠中带着苍凉和郁结,只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

本刊记者| 季天琴英雄需要舞台。侯德健最近一次公开演出,还是2011年,在9万人的鸟巢国家体育馆举行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歌手李建复介绍侯德健出场时,唱了两句《归去来兮》。这是侯21岁时创作的歌曲。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对于徘徊、等待和命运,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着深刻的理解。鸟巢演出,距离他前次在大陆的公演,已有22年。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侯德健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弹唱: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

这在当时显然是过分乐观的预言,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歌手自己的命运。时代的聚光灯熄灭,这位上世纪80年代国王般的人物走入了人生的困局。1990年他坐着一条渔船回到台湾,两年后避走新西兰,归来时带着易经大师的身份。

曾经到哪都热热闹闹的人物,已经不适应舞台和人群,因为恐慌症。侯德健坦言,在鸟巢那么大的场合并不舒服,心跳极快,血压极高,肠胃搅动得就像洗衣机一样。“所以我要拉着李建复。他知道我的问题,站得很近,偶然我头晕了,可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说。

“想当年年轻帅气的排长/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张。”侯德健在歌词中预写了自己的结局。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公寓里,谈论任何话题时,他都表现得平和舒缓。今年58岁的侯德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曾经瘦瘦的“尖嘴猴腮儿”,现今小肚子若隐若现。

更深刻的改变在于气质和心性。他的朋友、艺术评论家鲍昆说起侯德健时既惋惜又难过:他变得一点锐气都没有了。

在鲍昆看来,侯德健的歌声跟上一代每个人的灵魂成长都有关系。“老一辈的人看到他,可以给他磕头。这种人还都不傻,有文化有情怀的都认他。多少人都跟我说,他们请客,能不能见一见侯大师。但是现在他的情感没有了,他原来歌曲中深沉的东西都没有了。”

侯德健早期的歌词里充满了社会关怀,全是历史、国族、社会、家园这样的宏大主题。侯的另一个朋友、香港乐评人刘卓辉对《博客天下》表示,侯德健看起来是变得圆滑了,这跟他的年龄、遭遇都有关,他只是换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来包装和表现自己,“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侯德健习惯站在中国大历史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当被问及重新站上舞台与以前的心情是否有所不同,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把镜头往前推到了元朝和明朝,认为那是 中国人的价值和尊严最为堕落的时期。缓缓叙述了约10分钟,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侯德健从沙发上起身,踱到客厅的白板前,提笔开始画图。图表名为“三十年风水 轮流转”。

侯德健用一幅“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来为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提供注解。摄影/李英武

他画了一条横线,以此作为区分国家和时代的坐标线。线的上面叫秩序,下面被他定义为创意(非秩序)。这两个词意思相反,无谓好坏,只是用来表示状态。他又 按照历史的进程在上面标出了4个时间点:1919、1949、1979和2009。1919年,民间的声音第一次成为主流;1949年中共建政,秩序占据 主导。依次循环往复。

这张图表,也是他为个人和家族命运提供的注解。1990年前后,他登上最大的舞台后又返回台湾,时间点正好处在1979年至2009年这个周期,他把这个 周期的前15年定义为“非秩序主导下向秩序走”,后15年则是“秩序主导下往非秩序走”。他的中心意思是,时代自有其规律和大势,个人命运不可避免地会打 上时代烙印。

他曾跨过大江大海。台湾作家孙玮芒认为,侯德健的生平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1949年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人,穿梭在两岸,兴风作浪,而且在两岸都有影响,还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孙玮芒是侯德健大学时期的挚友。从校园民歌时代的崛起到创作《龙的传人》走红,从“戒严”时期“叛逃”大陆到以戏剧性的方式返回台湾,孙玮芒亲眼目睹侯德健跨越整个80年代,超越金钱和政权的障碍,创作了他个人的行为艺术。

“他一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很多面相。后来他又研究易经,搞了《白蛇传》的项目,‘唱红打黑’时还去过重庆。西方人有种小说叫流浪汉小说,小说结构是松散的,主人公到各地流浪串联,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侯德健就是他自己流浪汉小说的主角。”孙玮芒告诉《博客天下》。

乡愁

2006年,侯德健在香港等签证,等了40天。有天他正在吃饭,有人通知他可以去取签证了。“那感觉真棒!”侯德健说,“‘咚’一首歌就撞上来了,旋律跟歌词一起来。”不到十分钟,他在一张餐巾纸上把这首歌记了下来,歌名叫做《转眼一瞬间》:

转眼一瞬间,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欢离合,假装没看见/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多少喜怒哀乐,突然涌心田/你问我想不想,重新再来一遍/我只有望着蓝天,在白云间寻找你的脸

16年来,侯德健首次重返大陆。这也是他16年来的第一首歌。朋友们在这首歌里轻易就能摸到他的感情浓度。鲍昆对《博客天下》回忆,2005年他从朋友安哥处获得了侯德健在台湾的联系方式,大年初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了过去。聊聊数语后,侯德健告诉他:“我想回大陆。”

那几年他在台湾并未置业,一副随时都想走的样子,身怀再次回到大陆的愿景。他也从来没有敞开心扉,对外谈论归途上的种种迂回。侯的太太孙彦梅曾跟鲍昆透露,有次她在国内机场等了丈夫8个小时,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故事听起来心酸惨烈。

“就聊些不痛不痒的吧”,侯德健说,“把痛的痒的放在心里好了。”

年轻时他自诩“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蛋、最无法无天的人。那时他写起歌来也特别牛: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条大路,我不回头。

现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愤怒青年的气息,“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以天气不适为由,予以婉拒。现在的他,分寸感和距离感把握得极好。他说自己总算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客人应有的礼仪”。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远的客人:作为一个祖籍四川的人,出生在台湾,他是客人;回到大陆成为台湾同胞,还是客人;后来移民到新西兰,更是客人;现在回来,又变成了华侨。

1956年,侯德健出生在台湾高雄的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空军小眷村。他的父亲侯国邦祖籍四川巫山(现为重庆),是黄埔军校21期毕业生, 脾气暴躁又胆小怕事,是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的英文教师。侯德健的外祖父罗秉谦是湖南衡阳人,在武汉上学时被英国人选中去印度学飞行,回国后参与组建空军。 1949年,侯国邦和罗秉谦跟着溃败的国民党政权,渡海迁台。

在侯德健“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图表上,1949年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点。侯德健深知那些大陆老兵在台湾的宿命和无奈。“我爷爷给我爸爸写了一 封信,我爸爸带到了台湾。”他现场对我们背诵了其中的精彩段落:“吾自幼读历史,不见姓侯者史上作为,得一异人相授,葬南山,不惜灭九族以期发三房。”

侯国邦是家中老三。1988年,离家40年的侯国邦回大陆省亲,安哥作为侯德健的朋友全程陪同。那次侯国邦跟小辈们唠叨,信上的预言都验证了。侯国邦的二 哥是兄弟当中最聪明的人物,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考虑到要就近照顾母亲,便回巫山老家当了个“司令”,打死了不少共产党人,最终自己也被人打死,还连 累了父亲和大哥。

现在侯德健背诵家谱,依然滚瓜烂熟。侯国邦自小就在他身上灌输慎终追远、世代传承的家族观,“背不出来是要挨板子的”。祭祖是最庄重严肃的时刻,21岁时,侯德健据此写出了《那一盆火》:

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熊熊的一盆火/别问我唱的什么调,其实你心里全知道/敲敲胸中锈了的弦, 轻轻地唱你的相思调

在大学好友孙玮芒看来,侯德健早期的作品,包括那首改变他命运的《龙的传人》,主题都是乡愁。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这是台湾自1971年被 赶出联合国以来,“外交挫败”上的最后一击。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就读的侯德健,当天写下了《龙的传人》: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孙玮芒说,这是一个眷村子弟对故土中国的刻骨深情,呼应的是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侯德健也曾表示,当写下《那一盆火》和《龙的传人》时,他后来回到大陆便是理所当然之事。

民歌

如今在海峡两岸,侯德健都是被遗忘的人物。他深知这一现实。他回忆起自己在“鸟巢”出现时,全场安静,“整个鸟巢上面都是一个大问号”,然后50后告诉60后,60后告诉70后,70后告诉80后,过了10秒,鸟巢才轰动起来。

对于如何保持公众记忆,老友鲍昆和侯本人有不同的看法。鲍昆认为,继续写歌才是侯德健的安身立命之本,“他的歌里有很强的哲学意识,歌里有对人生无奈的感叹,是洞穿人生世事的感觉”。

但是年龄、际遇已非侯德健能左右。近年来,他为某个服装企业做过一首《敢梦敢想,敢做敢当》的企业歌,类似的还有个照明公司。

鲍昆说,这完全不该是侯德健的事,他应该是老练的、历经沧桑的深沉歌手,写出的歌应该都像《转眼一瞬间》那么深刻。“你要真是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有担当的人,你知道太多东西了,就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但感觉他好像没那个心情了。”

侯德健则表示,年轻人写诗,中年人写散文,老年人写小说,他已经过了写歌的心境。鲍昆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什么都不写”。

侯曾是台湾民歌时代才情俱佳的干才。校园民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各大学校园,清新质朴,接近生活。当时蒋经国正在推行“十大建设”,国家机器也改走怀柔路线,台湾的经济、文化日渐丰富。1975年,21岁的侯德健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捉泥鳅》,动机是为了泡妞。

那是他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发长肤白,嘴巴很大,看起来很“骚”,特别勾人。侯德健追不上人家,只能造人家谣,说那么大嘴巴亲一次亲不完,跟吹口琴一样。

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侯德健谈起青春往事,还回味无穷:“她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认为写得比别人好,后来嫁给了学长,也不亏。”

他最放松的时候,是说起童年往事。留声机里的音乐他听一遍就能记住,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小军乐队。县长的妈妈过世,小军乐队去送葬,从头到尾只会吹3首曲子。班上个子最小的男孩背着鼓,被后面打鼓的一路敲晕。

侯德健从沙发上站起来,比划小男孩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在回忆里开怀大笑,“哎哟,小时候太好玩了!”

在政大,侯德健原本就读于会计系,3个助教围着他,教他学借贷平衡,但他“借贷怎么也平衡不了”,只能转到中文系。

自《捉泥鳅》发表,侯德健便开始走红,1976年加入新格唱片。孙玮芒对《博客天下》回忆,侯当时父母离异,家境清寒,在台北靠打工自谋出路,人又穷又豪放,很有自信。

在孙看来,侯德健接受能力很强,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纳博科夫《洛丽塔》,触角广泛。当时民歌还比较浅白,但侯的歌词里有诗歌的意象。

“他有女人缘,也有老人缘。”孙说。校园里的女粉丝围着侯德健团团转。孙、侯经常相携去台北厦门街看望余光中,余光中引用杜甫写李白的诗句赠侯德健――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

侯德健则表示,他去看望余光中,一是因为他们家有3个女儿,二则他们家进口饼干很好吃。

他刻意用一种游戏感,来掩盖早期自己理想主义文青的色彩。1980年代,大陆一位文化评论家批评他背负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包袱,怎么能搞得好最轻松的流行音乐。他欣然领受。即便在《龙的传人》里,他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无力感: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

台美断交之际,《龙的传人》歌词见诸《联合报》报端,索取歌谱的信函足以埋了侯德健,正在服兵役的孙玮芒利用休假时间帮他抄写歌谱,送交快速印刷,寄发热情的读者。

孙玮芒参加过在政大举行的民歌演唱会,演唱会结束时,全场自发合唱《龙的传人》。“场面真的很感人。”孙说。

这首歌由歌手李建复在1980年录成唱片。新格唱片用激昂的管弦乐队把《龙的传人》烘托成了进行曲。这并非侯德健的本意。这首民谣原本哀怨而压抑,当时台湾岛内一片被美国抛弃的弃妇心态,侯德健想表达的主题是“中国人太不争气了”。

新格是台湾最早将民歌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制作部主任姚厚笙是侯德健的师傅。新格1977年在台北推出金韵奖民歌大赛,吸收了更多校园歌手参与原创流行音乐的改造。侯德健共担任了4届金韵奖评委。第二届的冠军是台大人类学系的学生齐豫。李宗盛也是金韵奖的参赛者。

1983年,歌手郑怡正要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制作人侯德健出走大陆,李宗盛临危受命,接替制作了生平第一张唱片《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在《康熙来了》的节目上,李宗盛用夸张的语气谈起侯德健当时的江湖地位:“哇,小侯,不得了啊!”

出走

1982年,侯德健奉子成婚,太太是台湾拆船大王的千金。一年后,他离妻别子,跑到大陆。他和儿子的生疏关系由此注定。这是他唯一的孩子。如今,年近六旬 的侯德健对这段关系越来越感遗憾。他听说儿子很内向。他坦言,自己对大舅哥和弟弟们的孩子都很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情感补偿。

孙玮芒认为,这说明侯德健也“开始苍老”。1990年,侯德健返回台湾,孙问他“小小侯”怎么样了时,侯当时还满不在乎。

这种满不在乎也许只是一种表象,在回到大陆后创作的一首名为《出走》的歌里,侯德健表现得并非那么没心没肺:

家里有个她坐在榕树下/有谁告诉她我不回家/实在太远,想不起我的家/就是太远,到半夜更想她

那时他还处于“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的状态,寻求的感情也只是“给我一点安慰,不必太温柔”。家庭这个头箍对他而言显得太紧了。

孙玮芒大学结识侯德健时,他已有“猴子”的称号。侯德健说自己年轻时充满了好奇、挑战、冒险的雄性荷尔蒙,天不怕地不怕,当时在台湾属于向不合理制度冲撞的那批人。

侯德健把这种模糊的自恃和独立,归功于外公罗秉谦的教育。罗深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撤退台湾时带上了《鲁迅全集》。这在台湾被列为禁书。早年,侯还把主办《文星》杂志的李敖视为偶像。

《龙的传人》风行后,“驯猴人”循声而至。1980年,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成功岭大专集训演讲中以这首歌为主题,在歌词里添加了“庄敬自强”等文 宣口号,并向唱片公司传达了修改的意图。侯德健表示无法接受。3年后,蒋经国的秘书、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又请侯去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侯 德健称,这是他跑回大陆的直接导火索。

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他对台湾的愤怒。《龙的传人》中蕴藏的民族主义和图腾标签,让这首歌跨越两岸,在整个华人世界传唱不坠。1980年,侯德健作为公众人 物,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做文宣和筹款,见到华侨难民的凄惨处境。当年他向台北提交了一个600人的华侨难民名单,台湾只同意接收6个。

在难民营里,他开始酝酿自己的新作品,这就是《龙的传人续篇》。内地乐评人李皖认为,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光阴总是拼命向前/谁也不能让青春转回头/你也不能,我也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能

侯德健表示,这首歌,包括其它众多歌曲在内,都是各种无力感的综合。他看到父辈那代人就像蚂蚁一样,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力。他希望挑战体制,希望体制能做出一些改变,但丝毫没有效果。当时台湾的方向被马屁官和贪污犯所主导,他对此无能无力。

孙玮芒则认为,侯德健之所以跑回大陆,除了台湾的创作环境苦闷外,也是为了追求创作空间和创作题材的突破,“对当时的台湾而言,大陆是最大的禁忌,这对喜欢以身犯险的猴子是最大的诱惑”。

1988年11月,刘索拉(左一)、侯德健(右一)等拍摄《蓝天绿海》的剧照。供图/安哥。

新生代

从1983年6月背着吉他回到大陆,到1990年6月离开,侯德健在大陆整整待了7年。他亲历了激情裹挟的岁月,也目睹了80年代的闭幕式。在侯德健的“风水轮流转”图表上,这个周期的起点要往前再推4年,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的时间开始了。

诸多音乐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侯德健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开蒙作用。他带来了先进的编曲和制作理念、清新的非学院化的嗓音,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歌词。

“侯德建非常轻松的、没带任何偏见的走进这片没见过世面但又有一堆偏见的国土”刘索拉告诉《博客天下》。侯的性格在刘索拉看来很像西方人,喜欢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从他的经验中获益,而不是国内那种好独占山头的风气。

刘索拉尤其喜欢由苏芮演唱的、侯德建的作品《酒干倘卖无》。这也是侯德健1983年“叛逃”大陆前的作品。“几句话,几句旋律,从过去到现在,怀旧中的大悲凉,而不是小桥流水细雨绵绵的小伤感。”刘称。

侯德健还带来了摇滚乐的音乐火种。刘索拉认为,摇滚是歌词、音乐、节奏、唱法及气质的总和,在当时刚开放出来的大陆,能把这些做全的人不多,而《酒干倘卖无》就是血气方刚的摇滚。

鲍坤则把当时的侯德健比作“上帝派来的天使”。他极其聪明,英语极好,而且精通哲学,音乐天赋深刻影响了当时大陆的年轻一代音乐人。鲍昆说了几个曾经影响极大的名字,都是侯德健发现、提携过的人才。

刘索拉眼中的侯德健喜欢游逛,在一个地方呆不住,看起来不安份,表面化,不功利也不会算钱,什么都不图,就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习性。

1984年,侯德健在大陆出版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鲍昆应邀去帮他拍摄封面照片。那次他们驱车去十三陵,去天坛,最后在天坛公园内,在堆放地铁土 方的小山上完成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侯德健长发、牛仔裤,脚边放着吉他和几个行李包,后面是勤政殿和远处的北京城,一副漂泊者的姿态。

那天出发时,侯德健特意拿出几个包,说想用它们当道具。鲍昆当时略觉这个做作,但客随主便,拍就是了。直到侯德健后来返台,又漂泊澳洲,鲍昆才悟到了其中的深意,“看来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

当时的侯德健就是鲍昆眼里的新生代。《给新生代》也是侯德健的一个歌名,他把这些新生代喻为火种:

你是南下求火的灯/我是北上点灯的火/点着灯火想看什么/看看怎样才能够更有希望

侯德健认为,穿牛仔裤、留长头发、唱唱歌也是启蒙,歌里面的讯息,可以挡不住地传出去,“当所有的中国人看到,有这么个尖嘴猴腮儿,背个吉他在央视唱歌,他可以这样活,我们也可以。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这就是一个启蒙。”

侯德健进入大陆时,两岸还处于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隔绝状态。孙玮芒说,公众人物投奔“敌营”,让台湾颜面尽失,多数人视侯为叛徒。他的作品从台湾媒体上 消失。但在大陆,他成了身份特殊的统战对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分了一套位于海淀区双榆树的住房。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那是当时最洋 气最国际化的地方,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

1984年,他给女友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卖了200多万张,每张他抽成一元人民币,很快凭版税买了一部奔驰到处跑。那时没有几人买得起汽车,他过得相当招摇,继续写歌、泡妞。

在1980年代, 他是娱乐圈的文化人,也是享受最高统战待遇的台湾同胞,交往复杂,圈子极广。1981年,他到香港艺术中心教书,第一次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有接触,其中有个 导演跟他很投缘,就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也恰好在这一年,叶剑英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叶九条”。这为侯德健两年后的回归埋下了线索。

1983年,27岁的侯德健和70岁的杨宪益成为忘年之交。出没于杨家的还有驻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以及黄苗子、郁风、丁聪这些老朋友——1940 年代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文革”期间,堂中成员命运遭际各不相同。侯德健年轻,负责跑腿,成为新“二流堂”堂主。

在统战部安排下,1983年侯德健回到巫山老家,后又到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吐鲁番各地采风,最后在石河子写完了《歌词1983》,主题还是关于历史、国族和家园:

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〇以及一九九七/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

侯德健称,当时他已经认识了大陆一批有想法的人,信息量很大,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无奈。

那时侯,德健走到哪儿都是人群中的主角。鲍昆说,其实1980年代后期自己都有点主动疏远侯德健,因为他“太闹腾了,特别爱出风头”。

侯德健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1984年下半年,他跟东方歌舞团关系闹崩,此后长期扯皮,甚至诉诸法庭。安哥记得,1988年官司在佛山中院开庭,前去采访的记者塞满了一个中巴车。庭外侯德健跟对手拥抱、握手。他表现得温和潇洒,从不抱怨。

在刘索拉看来,侯德健的能力其实受限了,“如果你仔细听《酒干倘卖无》,再对比他后来的作品,就会感觉他的创作太迁就大陆的局限了。”

1988年,回乡探亲时,侯德健之父侯国邦与乡亲聊天。他告诉乡亲,过去一切都是命,要往前看。供图/安哥

1988年,侯德健(右)父子回巫山县月池探亲,安哥(中)、孙冕(左)陪同。供图/安哥

命数

20世纪60年代以降跟中国人相关的几件大事,侯德健知之甚深,甚至曾身处现场。他也因此比别人多了一些观察角度,直至90年代初被划上休止符,“休息休息吧,别这么累”。

1990年,侯德健回到台湾,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两年,朋友刘卓辉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一会儿说他被台湾当局控告非法入境﹐一会儿又说他申请难民护照到了新西兰定居。

“他不是世故之人,没有那种拼命要给自己设计形象的心计,他更个性化,心理上不愿承受的就远离。这是顺命运之势。”刘索拉说。

1992年,香港导演许鞍华为侯德健拍了部名为《归去来兮》的纪录片。片子里侯德健满满的不甘心:理想主义的献祭,为何却遭那么多误解?

他对朋友表现的都是乐观和玩闹。1991年,刘索拉接到侯德健的电话,他说在学易经,还说自己做了一组响器,可以用不同音高为人医疗。这是典型的侯德建,什么也挡不住他对各种知识的种种好奇和研究。直到近几年,刘才从他夫人那里得知那时他心理的重创。

侯德健解释,研究易经是为了做到“困而知之”,请上帝把大纲给他看一下。孙玮芒认为这不像当年的他,“也许他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极端场景,对命运有深刻的感受。”

1992年,侯德健和北京姑娘孙彦梅在新西兰汇合。 孙现已四十多岁,但侯德健仍然会指着她称“那个小丫头”,“那是我最落魄、最低潮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家庭,也是心灵的庇护所。”

在新西兰,侯德健种菜,开车去海边烤肉、打网球,过了几年跟普通人差不多的日子。在跟孙彦梅的相处中,侯德健了解了家庭的分工和意义,这是他考零分的科目。

他觉得就心智而言,太太比他更成熟,“男人是住在树上,女人住在帐篷里。女人什么时候让你进去你就进去,让你滚蛋你就滚蛋。”

侯德健称,太太是个普通、平凡的女孩,从小生活在健全的家庭,父母的婚姻也很棒。他自己的成长样本则相反。父母离异前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父亲侯国邦1998年去世,被子女视为反面教材。侯国邦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泡在麻将桌上,共结过7次婚,侯德健给他主婚过3次。

侯国邦的童养媳是他亲舅舅的女儿。1988年陪同侯德健父子返乡的安哥介绍,土改时这个媳妇被指派在婆婆手上缠棉花,浇油点火。侯国邦返乡时不怪原配,说这都是命,都得往前看。在老家,侯家父子被乡亲们包围,侯德健坐在石块上为他爹弹奏《喂,老张》:

想从前青梅竹马的姑娘/却不是明天你要娶的新娘/姑娘新娘还不都一样/前前后后都嫁给你老张

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侯德健跟着外公外婆过。他是长孙,两老对他又宠又纵又疼又爱。外公罗秉谦1992年回老家衡阳定居,2005年死在出生的房间 里,葬在家乡一个小山丘上,周围是他捐助的发电厂、水库、小学。这一年侯德健没能返回大陆。他说得知外公去世后,大白天也看不见东西,持续了将近20天。

1999年,侯德健返回台湾。这也是他看过八字命盘后的选择。他说自己1998年之前十年的大运是“厚土埋金”,金沙被厚土给埋了,是霉运。淘金的时候要 用水慢慢淘洗,十年后水来了。刚开始水比较小,要慢慢筛。他回台时正好赶上经济不景气,“穷算命,富烧香”,他在电视上教人家如何维持好事业,渐成权威。

回台后,他还搞了《白蛇传》的3D电影。孙玮芒去过他的工作室,看到创投基金在里面进出。这个项目只闻声响,不见成果。

2011年,他又在重庆搞了“音乐现场”。时值“唱红打黑”,此举被外界简单解读成了“侯德健唱红”。侯解释说,这是原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的招商引资项目。2012年夏被抓,项目也暂停。

“任何事情不会一帆风顺。这也符合他一贯的个性,到处点火,可能火还没起来,他就跑开来了。”刘卓辉说。

“侯德健有个本事,就是能说服金主为他投资。”孙玮芒称,“他能让人围着他团团转,结果不见得按照他的意图,他的执行力也许不如外界的预期,但他总能找到新的项目。”

侯德健经常找刘卓辉商讨音乐项目。“有的项目真的很大”,刘说。侯德健透露,他手头正在和某个电视台合作,做一个原创音乐选秀的项目,打算请鲍勃·迪伦和余光中来做评委。

刘索拉称,侯德健看上去好像挺精明,喜欢说计划,谈什么音乐商业运作,也看上去喜欢出风头,但其实有点儿傻小子唐璜的意思,“便宜都不是他占的”。

在孙玮芒看来,侯德健的命运就是个猴子,到处耍、到处弄,撩拨时代、见证时代。

鲍昆则一再为侯的才情感到惋惜:他聪明足够,但缺少深沉的东西,他曾经特辉煌,但那些辉煌都是因为赶上了时代,是历史的临时语境,缺少持久性。

他用沉默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索拉称,他虽然还是谈笑风生,但其实已经对很多事情在故意远离。

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坠入地面,侯德健开始真正与生活短兵相接,个中情形就像他唱的: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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