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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视台NHK眼中的<< 南风窗 >> 之二

   作者: 陈涛    人气: 1454    日期:2016/11/18

七、

NHK的采访真的是非常细致,简直是无孔不入。虽然我不赞成他们采访广东省其他媒体,以免犯下纪录片“失焦”之弊,但他们还是悄悄去采访了陈初越的《市民》杂志,以作为与我主持的《南风窗》的风格、命运相对比。

《市民》与《南风窗》有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它与《南风窗》唯一的关系,就是《市民》是由原《南风窗》采编人员陈初越、郭宇宽等人创办的。他们嫌我在《南风窗》给他们的创新空间小,并且不能自由发挥,要办一份新的、更自由的杂志,来“充分满足人们的欲求,揭露社会的另一面”。

“……但(陈社长的)这种想法被认为过于保守,遭工作人员强烈反对,有九人拂袖而去。离开《《南风窗》》的记者和编辑,为争取更自由的媒体,创办了新杂志——《市民》,借用某国营出版社作为发行机构。主办这份新杂志的,是曾为《《南风窗》》优秀记者的前编辑部主任陈初越先生和郭宇宽先生,陈中先生曾把这两人视作肩负《《南风窗》》未来的人才而寄予厚望。”(《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解说词)

在片中,郭宇宽把一份《南风窗》杂志(封面照片是“宋楚瑜访问大陆)与一份市民杂志(封面照片是毛泽东头像)摆放在一起,带着嘲笑的口气说道:“我相信,读者要是看到这两个封面的话,10个有8个会来买我们杂志,不会买他们的杂志。这不是说《南风窗》的美编水平低,是因为《南风窗》的社长不能给他创造空间——社长的品味决定了这个杂志的品味。但是在我们这里,能把你全部的创意都发挥出来!”

他的自信也未免过于乐观了些。虽然在《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片中,我们分别被塑造成了“保守”与“激进”的双方。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记者,他们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而使命也找到了它所需要的人。但一个人的理想总会有些乌托邦的成分,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看清这些脱离现实的东西,而变得清醒理智。NHK的镜头也清楚地展示了:在现阶段的中国,杂志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感,必须在党的事业、新闻管理、读者的要求甚至广告商的利害关系中寻求平衡,才能够在无数夹缝中活下去,吹出一股还算清新的风,而不是只有些浪漫的想法、玩些剑走偏锋的招数就可以了。

就像孙悟空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他一个筋斗云翻到如来佛跟前,不就把经取来了,还用得着那么辛苦吗?但是,经并不只是写在书上的玩意儿,孙悟空和唐僧必须得一步一步走,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我总觉得中国的年轻记者里,会翻跟斗的太多了,想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走、历经磨难的太少了。

郭宇宽在NHK镜头前展示的那期封面文章为《毛氏商帮》的《市民》杂志,是他们出的第七期,也是停刊前的最后一期。这期杂志里还有一篇文章,名曰《中国人有几个不逃税?》这篇文章给他们惹了大麻烦。

“但是在第七期发行后,《市民》便从市面上消失了,发行的出版社认为内容过激,可能出政治问题决定停刊,转型为生活信息杂志是复刊的条件。试图满足人们的欲求,揭露社会另一面的新杂志的挑战,在创刊七个月后便告受挫。”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解说词)

这时,摆锤开始转向另外一边。同样出现在镜头前的陈初越,手里同样拿着一本《市民》杂志,但他的表情和语气显然不如郭宇宽那么乐观。他用手指点着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天生好狗命》,无奈而自嘲地说:“……我觉得无论如何要能活得下去,有时候我们要像一只挨打的狗一样活下去,这是我的一个自我期许。”

在《市民》杂志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陈初越想到来《南风窗》登门拜访我,希望我利用自己的经验、人脉以及影响力,帮助《市民》度过这次危机。蒋乐群洞悉或参与了他的想法,他们一起来到《南风窗》。蒋乐群一人先走进我的办公室,问:“陈社长,如果陈初越想来拜访你,你会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蒋乐群说:“如果是真的呢?”我说:“欢迎啊,那我们要好好聊聊。”

其实,初越是跟蒋乐群一起上的电梯,此刻就等在门外。蒋乐群打开门,笑嘻嘻地跟我说:“陈社长,有一位不速之客。”他们的摄像机跟在门口,陈初越走过来。我惊喜地喊了一声:“初越!”我们亲热地握手,我搂着他的肩膀,一起走进办公室。

我一直认为初越很有才气。《南风窗》人都知道我跟他的感情也是“情同父子”。当初,初越领头造反,广州日报社长张德安听说了,还问我“听说你们父子反目了”?我也觉得好可惜。

时隔一年三个月后,我与初越再次见面,相聚并不如初,心中当然不能无感。初越说:“我不管是对《《南风窗》》还是陈社长,心里面都是有一份感情的。回想起以前在《南风窗》,在很多事情上对陈社长是不够尊重的,确实是有点年少无知,觉得很过意不去,给陈社长添了很多的麻烦。”初越这样一说,我的眼圈马上就红了,眼泪就掉下来了。

初越是个做杂志的好人才。他是一个好的“将”,但做“帅”还稍嫌稚嫩。他敢于异想天开,思维跳跃有时能跳180度。他自己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工作、付出很多努力,但因为不接地气,还是不能成事。

那天初越能来看我,我真是既感动,又感慨。对于初越的求助,我断无坐视之理,但这次也确实“爱莫能助”。《市民》所用的刊号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但那次是中宣部、国家新闻总署对广西师大出版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市民》的停刊决定是广西师大做出的——连出版社都做不了主,再加上北京的因素,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有灾难性。实际上,《市民》这样办下去,无论是团队构成、办刊方针、盈利模式,都有很大风险,他们的路子很难走。《市民》团队的构成是同仁股份,他们这些人的性格都挺浪漫,但都容易冲动,容易把问题想得太过简单。经营媒体的战术和战略,他们可能“战术关”都过不了;问题和主义,他们可能连“问题关”都过不了。

人总是睡着了才会做梦。美梦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当你醒来后才会发现。虽然有时候,你把真相告诉了别人就构成了对他的伤害,但我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所以,在片子里,当蒋乐群在电梯口问我:“陈社长,说心里话,《市民》还能办下去吗?”

我就很坦白地说:“办不下去!首先《市民》这个名字不改掉的话,在中国很难办下去,但现在再改也难了。总之,初越是尽力而为了,但结果《市民》还是不行,理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房间,那里的空间只允许你跳交际舞,你想要跳华丽的芭蕾舞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即使你想在更宽敞的舞台上跳舞,但今天中国的构造还没有能让你自由舞蹈的空间。”

我这番话是即兴而说的,没打腹稿,没有过多思考,张口说出来了,你从正、反两面理解都无可无不可。但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新闻状况实际上不还是这样的吗?我在与片冈利文第一次见面时就说了:《南风窗》是最早提出“绿色GDP”、最早提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的,你能说《南风窗》保守吗?《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里有一句解说词:“对于社会的现实状况究竟能报道到什么程度?在宣传与报道的夹缝之间,《南风窗》在不断摸索。”既然是“摸索”,就免不了时不时对相关的规则和管制有所冲撞;既有冲撞,就免不了要受到处罚,《南风窗》就是一直在这样艰难地行进着。但只要你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就能看到远远超越于眼前那些难题、矛盾和不满的事物。

 “在宣传和报道的夹缝中,《《南风窗》》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不仅在物质的富足上,对情报的富足也日益觉醒的人们,如何能满足他们每一个人的欲求?中国媒体的摸索仍在继续。”这是《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片尾的解说词。此时画面上出现了《南风窗》2007年第一期的封面,本期“独家策划”的标题印在封面上,8个鲜红的大字:“2007,寻找边界。”大概在日本同行看来,这8个字也是颇有些意味深长的。

摄制组结束了60天的采访,要回国了。在这两个月里,不断地有各个方面的提醒:“陈社长胆子也太大了”“你还是应该小心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必要险吗?”……..

确实,这个纪录片最终会编成什么样播出?播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和后果,我心中无底。也许是性格使然,自持“问天无畏,问地无私,问心无愧” 的心态,干也就干了。但是,对日方,还是必须表明一下态度和要求,我给角英夫和片岗利文写了一封信:

NHK日本放送协会

尊敬的角英夫先生

尊敬的片刚利文先生

您好

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的情况,也引起世人的关注。NHK广播公司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历史背景为契机,摄制《中国》系列专题纪录片,希望更多的日本观众了解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是正在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是要通过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的。《南风窗》20年来所坚持的是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共和国同行”。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外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也不深入,甚至有的人还会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这是不准确的。

我很清楚,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中,都有左、中、右的不同价值倾向,《南风窗》之所以对NHK的采访持配合和协助态度,是基于对NHK作为国际传媒的专业素质的信任,我们相信NHK一定会客观、中立和公正地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媒体的运作状况,以增进日本民众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良好愿望和负责任的态度,在接受采访之前,我巳经提供了三个文本作为此次采访拍摄纪录片的主旨方向,经片刚利文先生确认后开始采访工作。因此,我要求:本纪录片应该在我们双方确认的基础上展开和编辑。

我们希望NHK的《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能够把握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脉博和中国传媒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通过《南风窗》这个小小的“窗口”,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吹一股清新之风。

祝拍摄工作顺利和园满

 

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

20061225

八、

2007329日,片岗利文从东京发来电邮:

陈中先生

这次您对我们节目采访给以最大限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日本时间42日(星期1)晚上10点播放,我们在做最后的加工(节目49分钟)。

在大家的支持下,节目的完成度非常高。编辑过程中多次进行的半成品试播,在我的导演人生中,很少有这样的好的反应。中国媒体的纪录片在世界上本来就很少,更重要的是陈中社长等南风窗各位的为人的魅力,会感染观众。

节目的主人公是陈中社长,石破记者以及田磊记者。编辑过程中特别注意的是,陈社长的绝妙的平衡感是这个节目的基轴。现在的情况下,中国媒体的最好的平衡感觉,在陈社长身上是否得到体现,是这个节目是否成功的关键。至少在试播的时候,很多人佩服陈社长的意见来看,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个节目,准备在欧联体播出。在试播时见到的法国人制片人对该节目赞叹不已,他对陈社长的广阔的胸怀非常感动,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将石破记者作为中国媒体的良心来定位的。他不是主张空虚的正义和理论,而是淡淡描写事实的采访,打动观众的心。田磊记者是作为中国媒体的未来的可能性的角色,虽然多少有点过激,但是,他的热情,能够抓住观众的心。

总之,这次节目播放之后,南风窗自不用说,对中国记者,会有许多观众从心里感到共鸣。

让你担心的部分,如调研中国的镜头,经过艰苦的忍痛割爱而放弃了。你虽然同意由我来决定,但是,如果给南风窗的各位带来不利,我会很不情愿。调研中国这样的划时代的工作,我本来希望放在节目里介绍的。但是,为了表示对陈社长对这次采访给以的大力理解和支持的感谢,我最后还是割舍了。借来的关于南风窗的资料无法编入,没有能够介绍调研中国,非常遗憾。

关于李纲,前回我们直接谈过,南风窗以外,很多的杂志和网络都介绍过,已经是公开的社会人物,而且在采访时得到了摄影的许可。用很少的时间介绍了李刚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为此,我在节目里做了介绍。出现的镜头很短。只是作为田磊记者的采访对象而登场。所以,我们在摄影的现场,特地避开,没有直接和李刚说话。

其他,在介绍中国媒体所处的环境的基本情况时,我们用了NHK的资料镜头以及在日本拍摄的镜头,配音也换成与南风窗部分不同的声音的女性。这样处理,是为了将采访南风窗的部分和其他部分清楚分开加以区别。时间也非常短,我想,作为同行你们可以理解这样做,不至于出格。

最后,希望您能够欣赏这部作品。也许作为当事者,会有些小的问题。但是,整个节目的视线,我确信对南风窗是非常温暖的。不光是日本,南风窗的爱读者会在世界上增加。

最后,再次对南风窗的各位,特别是承受很多障碍阻力使南风窗得以完成的陈中社长,表示衷心感谢。没有陈社长就没有这个节目。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让你首肯,在这样的心情下做最后的修整。

希望早日再次相会。

NHK日本放送协会

放送总局

专题节目中心

专任导演

片冈利文

 

 

200742日,“激流中国”系列之《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NHK电视台播出。正如我前面所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电视台深度采访中国媒体制作的纪录片,它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据说收视率达到42。播出当天,日本的网上评论文章就有240多篇。在整个“激流中国”系列,最有内涵、最有影响力的也是这一集。

片子播出第二天,我认识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打电话来,说:“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您了!”当时我还没看到片子呢,就问他感觉如何?他说片子拍得真好!他为中国还有这样一群新闻人而感动,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一位中国留学生给我来信:

尊敬的陈中社长,您好!

 我是日本拓殖大学4年级的中国留学生,我最近在日本NHK电视台看到了关于中国媒体报道的纪录片。取材的媒体就是贵杂志社。 我来日本已经5年了,现在在大学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文化。带我的教授是原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中国总局局长。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现在中国政治的弊端。虽然我也可以理解这是中国的国情,这也许也是避免中国政治动荡和民族分裂的必要政治方法。但还是为那些像“市民”一样思想先进和有激情有勇气的年轻人们感到同情和遗憾。如果中国媒体可以和西方国家一样有相对自由的报道权力的话,会对中国有负面影响 吗?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一个政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的话,是不是这样下去中国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呢? 陈社长在接受采访中,用在小屋子里跳交谊舞和芭蕾舞作比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和发人深省。

我这几天在贵社的网站上看了几篇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和建议的文章。尤其是石破老师和田磊老师的文章,很有同感。 中国宣传部好像管得很严,如果那些官员们看到了日本NHK电视台的关于贵社的报道 ,会不会生气呢?

 最后,祝愿陈社长身体健康。祝愿贵社生意兴隆,繁荣昌盛。

 日本 拓殖大学 4年级 苗••

 2007 49

 

不久,陶笳的妹妹陶樱(她也是一位留日学生)在日本结婚,邀请我去参加婚礼。他们举办的是西式婚礼。我与陶樱的父亲是忘年交,算是陶樱的大哥。陶父已经去世。长兄为父,陶樱希望我带着她进教堂。这是一件很重的托付。因为此行完全是私事,我没有去会见NHK的片冈利文等同行们。但新郎家的亲戚,他们也看到了《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这集片子,议论说:“哎呀,来我们家的人,原来是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播出后,获得了日本国内电视广播行业里最高的荣誉奖——放送批评恳谈会评出的银河奖的月间奖。对这部纪录片,连其他日本电视台的同行都赞不绝口。一位法国制片人告诉本片导演片冈利文:“我还不曾见到过如此程度描写中国媒体现状的纪录片!”《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也整体获得了“放送文化基金奖”。

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日中交流研究会理事长、观察中国综合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高井洁司认为:“最厉害的,是能捕捉到了迄今为止从未介绍过的生动的现场映像。作为曾经从事报道工作的笔者,也深深感受到,比起描写出整体面貌,还是‘材料’、‘映像’的新鲜度、冲击性,才是报道的生命。

在高井洁司担任董事长的“日中交流研究会”的网站邮件列表里,很多日本民众发表感想,有人写道:“看到中国也有具备专业精神的记者,深受感动。”也有人说:“非常理解南风窗的陈社长的想法。考虑在规定范围内能做多少,这在日本也是一样”、“我能理解独立的那两人(指创办《市民》的记者)的心情,不过,杂志停刊没有了读者,结果就不能传达消息,看来还是陈社长聪明。”等等。

《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日本观众中引发的“地震”效应很快波及到了中国内地。虽然内地观众无法收看NHK的电视节目,但从5月份开始,中国的校园网就开始流传《激流中国》的这一集片子。热心的志愿者们把日语解说词翻译成了中文,配上了字幕,《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凤凰周刊》载文:“《激流中国》所记录的,原本都是我们熟视无睹的社会场景,但是,日本人是震惊——没有想到中国社会已经这么丰富,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而中国人同样震惊——没有想到日本人对我们的观察如此细致和精确……第二集是《喉舌与职责》,跟踪拍摄了广州《《南风窗》》杂志两个月的工作,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政府舆论管制和民众信息诉求间的夹缝中生存。片子的开头是广州街头一个琳琅满目的报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杂志,不仅有明星八卦的,也有政治人物的。这样的报摊,在中国的大城市成为日常景象至少已有10年之久,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场景都不会觉得异样,但是,在日本普通观众看来,这个镜头却让他们震惊,原来中国已经这么开放了,可以公开对毛泽东评头论足,可以谈论朝鲜、军队了,等等。这样的误解和震惊,让双方都感到尴尬。”

到了61日,意料中的意外事情发生了!在中国互联网上,所有《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的视频都被屏蔽了,内地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无法检索到相关信息,连下载链接和与之相关的博客也一同消失了!邱滨马上向我报告:“社长,《激流中国》昨天全部被屏蔽,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啊!”不久,我们就听说上面发了文件,说NHK拍的这些片子立场和角度都有问题,禁止在国内传播。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据亚洲周刊了解,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及中国驻日使馆为此曾向NHK提出交涉,认为其‘不客观、误导观众、损害中国形象’……另外,国家有关部门也以‘秘密’级的内部文件,通报了NHK制作并播出《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的情况。该秘密文件显示,NHK这次拍摄反映中国现状的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事先曾经过中国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中国政府对已播出的《激流中国》的前四集内容也作了详细的审查,认为前两集有关中国贫富差距和新闻管制的内容‘基调消极,观点负面,造成了不良影响’,‘诬称我“新闻管制”、缺乏新闻自由’。”

6月,广东省外办通知我,说有一个三十多人的日本企业家代表团到访。他们都看过《激流中国-某杂志编辑部六十天的攻防》,提出要到《南风窗》来看看陈中社长。但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我觉得还是少点事儿好,便跟省外办的同志说:“我就不见他们了吧。请您代我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实在抱歉,二是非常感谢。”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来电话,他们也要来《南风窗》拜访。我说:“你们最好还是发传真,通过省外办来安排吧。”日本文化参赞就向广东省外办发来了传真。在他们申报的来访行程上,一是演讲,二是跟《南风窗》采编人员的座谈。我说演讲就没必要了,座谈吧。我让朱学东总编出面接待他们,我本人予以回避。

有关部门只是网上屏蔽、内部通知不让看这个片子,并未做太多的追究,淡化处理了。这对于我们,也算是万般无奈之中的一点欣慰吧?

当初批准NHK来《南风窗》采访的广州市外宣办主任管智坚,似乎已将这件事儿给忘在了脑后。颇有点喜剧色彩的是,半年后,管志坚突然没来由地又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她给我打电话:“陈社长,我突然想起来,NHK拍你的那个片子怎么样了?”

我平静地告诉她:“拍完了,播了。”

她好奇地问:“拍得怎么样啊?”

我就跟她讲故事一样地讲,讲着讲着,管智坚激动起来:“快,你把片子给我看!”

我迟疑了一下,说:“算了,你别看了,你的工作,你的身份,到时候……”

她急切地说:“不要当成工作,你私下给我看嘛。”

我就把碟片给了她。

晚上10点,管智坚给我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有9个字:“刚看完,感动,泪流满面。”

这既是人类良知的力量,也是真相的力量。像管智坚这样体制内的领导干部,我认识很多很多,他们跟我的私交也都很好。我自已也是在体制内多年摸爬滚打,1996年就是正处级干部, 又因为我是《南风窗》的社长,面对江湖风雨,目睹和经历了许许多多体制内的事,对“体制病”也感触良多。在我的交往接触和观察中,中国的精英人群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他们做为个人,有品德有抱负的、有学识有思想主见的、有能力想干事业的大有人在。一旦身处庞大的体制中,就被“组织”要求做为一颗小小的锣丝钉而不断地被敲打,这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伦理”。在这种“组织至上”而不尊重个人、抹杀个性、扼制独立思想的“体制伦理”熏陶下,在“体制病”的环境中,久而久之,人文被扭曲和异化。我接触过不少各级干部,无论是京城部委高官还是各地省市诸候,以及厅局处科级干部,发现他们普遍处于严重的双重人格,会上讲官话讲套话,私下讲人话讲实话。但是,无论人格再怎么分裂,起码要保留一份做人的良知和(私下的)独立理性,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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