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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

   作者: 文扬    人气: 1420    日期:2015/1/21
李世默12月21日的清华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用“周末我浪费时间研究中共”一语开题,借用古今中外五位著名政治学者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难逃自身的生命周期,正在无可挽回地转入衰败,突出体现在“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反观中国,由于特殊的一党体制,保障了政治自主性,也保持了“改革原动力”,在国家治理和深化改革方面,具有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

了解李世默观点的人都知道,他的政治科学论述,是从同时否定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元叙事”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从否定“元叙事”,到肯定中共,这之间贯穿着一个简明清晰的逻辑线条。简述如下:

共产主义“元叙事”的基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阶段论”线性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将历史发展视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从中发现内在规律,最后推出共产主义这一终结于历史尽头的“理想社会”。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对于历史线性发展的迷思,放弃对历史运动的绝对化理解,学会保持怀疑,这个“元叙事”也就不攻自破,即刻瓦解了。

而自由主义“元叙事”也是一样。其基础就是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源于科学)和普世主义(源于圣经信仰),将个体的人视为某种抽象存在,再赋予一些绝对化的追求,通过逻辑推导,得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终结于历史尽头的“理想社会”。

一旦解放思想,走出对于原子论社会形成观的迷思,放弃对抽象观念的绝对化理解,学会保持怀疑,这个“元叙事”也同样不攻自破,即刻瓦解。

也就是说,对两大传统“元叙事”的否定,与其说是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的否定,毋宁说是对同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共产主义信仰将人类历史绝对化,将社会运动绝对化,而自由主义则将人的抽象观念和行为模式绝对化,都是同一类思维方式的产物。

共产主义理论很容易成为教条,颠来倒去不离“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与之类似,自由主义理论最终也成了教条,颠来倒去不离“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等。美国小布什总统当年为了伊拉克战争发表题为《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演讲,短短20分钟里将“自由”一词重复了38次,相较于共产主义文献,也算是有过之无不及了。

所以,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可事实就是如此:两大主义貌似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其实归根结底是同胞兄弟,内在的共同点甚多,不分彼此。


为什么说中共做对了

那么,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大党,在其政治实践中,既放弃了共产主义教条,又拒绝了自由主义教条,而且着重在思维方式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经验?

哪个大国的执政党,在长达三十几年时间里,寸步不离地走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坚持改革优先、改革挂帅,将一切不利于改革、有碍于改革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破除扬弃?

不用说,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党,没有一个能做到。坚持将自由绝对化的政党,其政治早晚被资本所绑架;坚持将民主绝对化的政党,其议题早晚被庸众所劫持。同理,人权也好、法治也好、平等也好、公正也好,一旦绝对化、天天被高调宣扬、成了空想乌托邦,也就必然成为政治的桎梏、政府的枷锁,导致政治失去自主的行动能力,最终发生整体的衰败。

为什么一向领先的西方国家,会自缚手脚,将自由主义教条一再拔高,越来越绝对化,越来越高调宣扬呢?追根溯源,实际上他们是干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回顾历史,在西方崛起并建立其全球统治的初期,当然不是靠观念先行,更不是按自由民主乌托邦蓝图行事,而是靠遵循动物本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后来为了抢占道义高地,为其全球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提供辩护,不得不将自由民主拉到绝对化的高度上,成了某种脱离实际的先验原则。

结果,国际上,虽然在意识形态软战上有效打击了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也因为不得不实行双重标准,制造了极大的混乱;而在国内,则差不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长期以来在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标准上过于高调,导致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无法调和,结果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骚乱抗争持续不断。

美国社会反复出现“弗格森现象”毫不奇怪。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高调地背负起人权理想和法治责任,将“事实上的平等”逐条地体现在国家法律当中,承诺在所有社会事务上不分种族、肤色、文化、性别和血缘的绝对公正。这看起来真的很像“伟大社会”,但实际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根本解决不了。结果,法律和秩序两者发生了对立,法律强调人人平等,秩序却要求维护等级,最终只能任由司法和警察背离修正案的法律原则,强行“实事求是”。

反观中国。其实谁都明白,中国并没有发现真理,之所以做对了,无非是凭经验和常识避开了一些明显的谬误。由于坚持改革挂帅,而不是抽象原则挂帅,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就很自然地被当作改革的障碍物、误区甚至陷阱,而被拒之门外了。因为政治的决断和自主、政府的威权和强势,都是改革得以强力推进的必要条件,在攻关克难的关键阶段,既不能被资本所绑架,也不能受到民粹的干扰。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逻辑,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谁都能发现。




新的政治科学范式?

这就是李世默“周末浪费时间研究中共”之后的基本结论,从否定两大“元叙事”出发,很自然地走到了肯定中共、肯定改革,其中没有逻辑误区。

2015年的第一场争论,围绕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展开,但看起来有点混乱。反方将传统的左派理论引入争论,作为主要的批判论据,其实还是落入了传统的“元叙事”窠臼,并未完全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李世默浪费了很多周末研究政治,消解“元叙事”,可并没有推出另一个对立的“元叙事”。因为“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结果,既消解了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同时也消解了生产制造这一传统政治概念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关键。

当然,不能否认阶级的存在,甚至也要肯定阶级斗争仍会发生,传统的左派理论自有道理,就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公正这些自由主义核心观念也都统统有道理、有根据、值得追求一样。但关键在于,它们一旦被绝对化、被高调宣扬、被当成原教旨成为激进运动的旗帜和反叛战士们的武器,立刻就陷入了彻底的荒谬。

看看香港和台湾那些热衷于占领运动的青年学生们,手里五颜六色地举着从左到右的各种旗帜,其实对于历史和政治都极为无知,虽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骨子里却个个都是历史坟墓里的政治僵尸,谁会认为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呢?

这就是李世默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这一政治立场无法归类到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当中,若一定要分门别类,不妨就称为“周末政治”,因为其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打折扣、相对化、低调处理,拒绝任何绝对化、原子化、极端化、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

甚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范式:承认自由民主的价值,但也对其进行制约;承认宪政法治的价值,但绝不令其至高无上;承认平等公正的价值,但并不高调宣扬。

要说新,相对于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普世主义和激进主义,这的确是新;要说旧,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庸之道”,说的正是凡事都要拒绝绝对和极端,保持中正平和。

那么,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在“顶层设计”上,谁来对自由民主实行制约,谁来平衡宪政法治的地位,谁来控制平等公正的调门?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这也就是执政党要发挥的作用。

只要执政党具有“德治”的品格,具有自我反省、自我纠错和清洗的能力,并接受全体人民的监督,那么,一个既保持了很强的政治自主性,又保持了持续的改革原动力,不受抽象观念束缚,不被社会集团绑架的良好政治体制,中正平和的政治结构,就有望建立起来。

而在信奉“周末政治”的人们看来,当今中国,正走在这个道路上,前景甚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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