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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并不以软硬为标准

   作者: 文扬    人气: 1343    日期:2014/12/16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经常被批“太软”。在部分民族主义者眼中,当前的中国外交,纵向比远不如毛泽东时代强硬,横向不要说和美俄相比,甚至还不如周边的某些小国和弱国,简直就是“缺钙”。

而中国外交部门似乎也接受这一评判。有消息称,最近外交部的领导到中央党校讲课时说,近年来,我国外交上,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十二海里正常巡航,在南海问题上有理有节的进行斗争,给外交部寄钙片的人越来越少了。

其含义似乎是:以前的确偏软,近年逐渐硬了起来,这是工作改进提高的一个成绩。

不太了解这段谈话的上下文,但愿不被误解,因为从外交斗争的角度看,这几乎是亮了自己的底牌。

强者是分等级的。实力强并处处示强,不是真的强;实力强而不急于示强、实力强甚至懂得示弱,将示弱作为一种有用的手段,为达目的,软硬兼施,弱强兼示,才是一等的强者。

中国古训“上兵伐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外交作为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手段时,必须具有示强和示弱的各种灵活组合,以成为谋略的一部分,只会示强或只会示弱都是蠢笨,无法配合国家总体战略。

联系到近年来关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方针这个似是而非的争论,觉得很有必要针对中国外交的软硬标准做一个较深入讨论。



大国外交都是随机应变的

回顾历史,近代的主权国家外交,起源于黎塞留时期的“三十年战争”,定型于拿破仑战争的战后时期。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但是,确立下来的只是外交形式,而外交事务的本质,却从来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从未有人规定过一国的外交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从历史上看,各大国的外交,无不极具各自的特色,灵活配合着国家的战略。

首先要说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典型的“大国外交”,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其时的法国,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之中,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斐迪南二世志在恢复罗马教会大一统、摈除新教、独霸欧洲,法国面临沦为附庸的命运。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成了300多个小公国,德国的统一延后了两个世纪,西班牙积弱不振,而法国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此后两百年里称雄世界。

这个形势大逆转,正是黎塞留“国家至上”、“利益至上”总体战略原则的结果。据此原则,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不惜与新教国家瑞典结盟,甚至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联盟,以打击神圣罗马帝国。为消耗交战国的实力,法国故意拖延战争,不惜援助敌人的敌人,并起用贿赂、煽动叛乱等各种不道德的手段。

那时的法国外交,正是日后世界舞台大国外交好戏的精彩序曲。各项外交事务,均围绕增强法国的霸权、扩大国家利益这一目标展开。外交作为工具,体现的就是“权力增强器”和“权利计算器”的功能。

再看英国。英国外交的特色,是由英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所决定的。一个版图不大、资源有限的岛国,能够称霸世界,靠得就是两条:一是尽力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大的强权,二是借助结盟关系补充自身的资源不足。近代欧洲史上第一次大同盟,就是英国为了对抗路易十四的法国强权而组建的。从那时起,“均势政治”就成为英国最为持久的外交原则。

正如为了利益不顾道义,英国也为了均势不顾道义。当年威廉一世组织反法大同盟,但私下里承认,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也会支持法国反奥,正如现在支持西班牙反法一样。两百多年后,丘吉尔回应对他反德立场的指责时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

英国外交作为工具,体现的就是“均势平衡器”或“资源配平器”的功能。

美国的情况又有不同。美国曾长期奉行“门罗主义”,满足于西半球的偏安,相对于英国积极活跃的“均势外交”,美国几乎没什么外交。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又充满了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批判老欧洲的价值观,既不讲利益至上,也不搞均势平衡,却津津于在全世界推行由美国领导的新秩序。

“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这是1943年美国国务卿赫尔的一段话。其时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就把英法从“战后国际秩序设计小组”里踢了出去。

直到越南战争之前,美国都没有认真对待过外交事务。短短两百多年历史中,最为成熟的经验来自于战争,美国自认为是战无不胜,无论国内的战争还是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全胜,所以美国人崇尚军事力量远远超过相信外交技巧。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只是装饰,外交互动刚刚开始,军队已经完成任务了。直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才接受了迟来的教训。

可以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美中苏大三角形成,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的外交实践。美国人终于明白,均势是现实世界的必需,不是来自欧洲的怪胎。此后的美国,又都逐一拥抱了当年被它否定的“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

归纳起来说,美国的外交,前期是一种“军事缓冲器”,后期也变成了“均势平衡器”。随着美国国力持续衰落,进入21世纪的美国外交也越来越像“资源配平器”了。



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中国外交

通过上述历史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外交的本质就是工具,推进国家战略的一种手段。作为工具本身并无软硬标准,从极软到极硬都需要,只要很好地服务了国家总体战略,就是好的外交。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服务于“独立自主”、“反霸”和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这几个总体战略。前两大目标都需要强硬,而广交朋友则需要谦让和灵活,所以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以前,软硬两方面都有。硬的时候不惜卷入战争,无论是美军或联合国军,还是苏军、印军和越军,说打就打。而软的时候,自己勒紧裤带无偿援助友好国家。

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问题基本解决了,反霸目标暂时放弃了,广交朋友扩大到了全世界所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同时,国家总体战略转为充分利用难得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989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等方针出台,成了外交事务总的指导原则。

中国外交被指责“太软”,主要是在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面临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新形势这段时期。但这并不是外交部门自身的问题。由于没有了反霸这个政治斗争,中国整体上改变了以往横眉冷对的战士姿态,转为和颜悦色的生意人形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交事务也必须整体上从硬到软。但硬是服务,软也是服务,硬是配合当时,软是为了配合现在,在这一点上外交部门并没有做错什么。

过去整体姿态就是强硬,能对美苏强硬,对任何国家也都能强硬。要求外交官员凡事无论大小一律斗争,绝不妥协,从具体的外交实践上,反倒容易,不存在做不到的问题。

但现在不同了,整体姿态是和气,尤其是和周边邻居们的关系,加强人员和贸易往来,开展互联互通是大局,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再重要,也不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既要确保大局稳定、又要维护核心利益的复杂形势下,何时硬、何时软、硬到什么程度、软到哪个地步,外交事务也随之复杂了很多。

但无论怎样,外交还是工具,而不是国家战略本身。以近期的对日关系为例,当对日政治斗争突出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外交上的强硬也就自然而然跟上了。划定东海空识区、钓鱼岛12海里常态化巡航,作为配合性的举措,为国家战略提供了服务。

扩大来看,南海要不要划定空识区?新世纪丝绸之路如何打通?乃至“韬光养晦”方针要不要放弃?其实都不是外交部门自身的问题,更不能以软硬标准来衡量,都要从国家战略的需要上反推回来。

一味用软硬来评判外交事务,太过初级,甚至有失民粹。只有走出这个误区,中国外交才能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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