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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镇上的国进民进——黔川行随笔之二

   作者: 文扬    人气: 939    日期:2014/8/1
黔川行随笔之一写了巴中农村。在那里,民间社会长期积贫积弱,孤苦无助,红色政权作为“穷人救星”反哺社会,以全责政府的形式展开大规模的救助,到处兑现“一夜跨千年”式的发展,红色政权本身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历史逻辑自洽,获得了充分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总体上,中国政府对贫弱社会的救助是极为成功的。据联合国统计,按每天每人1美元的最低标准计,近三十多年来,有多达4亿的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被公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

但 巨大的中国几乎就是欧洲与非洲之和,除了贫弱社会,也有富强社会。在很多原本就较为富裕的地方,一些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红色国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经济 学家的诱导,他们信奉另一套历史逻辑:当年的“发财人”原本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创造出社会繁荣,国家也会随之富强,但红色政权的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主义模式 的发展进程,经过1949年之后三十年的失败试验,终于改弦易辙,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然而红色政权本性难移,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 经常发生国进民退的反改革,所以当务之急是继续逼迫政府退缩,继续推动国退民进,一直回到当年红军立场的对立面。

为什么会有相互对立的两套历史逻辑呢?为什么一些人相信只有国进才有民进,另一些人却坚持说只有国退才有民进呢?

很显然,此“民”非彼“民”,大力鼓吹国退民进的这些人,并不代表巴中农村这样的贫弱社会,所说的“民”当然也不是以“父亲”为代表穷苦阶层,恰恰相反,正是“父亲”们的对立面“发财人”。

由 于中国是一个人民国家,所有国民无论贫富都称作人民,当今的新富人、新贵族甚至新寡头,在政治概念上也都是人民,于是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将社会中的贫与 富的对立转化成了国与民的对立,通过“国退民进”这个貌似正义的大旗,掩护富人向国家的争利,鼓动私权向公权争权。所以,确切说,这些人要的不是国退民 进,而是国退私权进、国退寡头进。

国退私权进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贵州省仁怀市,当地经济发展正好提供了一个微观实例。

仁怀市下辖的茅台镇因闻名世界的茅台酒而得名,建国前最著名的三家烧房恒兴、成义、荣和于1952年被政府没收和并购,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从此以后,茅台酒就是国家的,酒厂的利税上缴国家。

关 于茅台酒,一直都有着“茅台酒神奇密码不可复制”、“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的信条,也就是说,茅台酒实际上是仁怀市茅台河谷这一地理区域的产物,没 有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土壤成分,也就没有茅台酒,这个关系谁都无法否认。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茅台酒厂上游100公里内, 不能建工矿企业和化工厂。这就是一个标志,国家提供对整个地理环境和酿造工艺的保护,同时也提供了对茅台酒生存和发展的保障。1974年曾有过正式的“易 地茅台”试验,但没有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茅台酒与茅台河谷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茅台酒也一直被称为“国酒”,正是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以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并向外国宾客广为推荐,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不容挑战的国家级品牌。

赤水河是国家的,茅台河谷是国家,品牌是国家的,酒厂也是国家的,红色政权建国的现实结果,这本来毫无疑问。

改 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随着中国白酒市场的急速膨胀,茅台镇上的非公酒业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据统计,目前茅台镇上大大小小的酒厂,已有两千多 家,“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酿酒”,而仅2011年注入到仁怀山沟里的资金就超过了400亿元,是政府财政收入3倍。现任仁怀市市长王茂才在介绍情况时反复使 用了“社会资本疯狂涌入”来描述前几年的情况。

所有这些酒厂生产的有品牌的酒,统称“茅台镇酒”,与国营的茅台酒共用同一条河的水,共享 同一个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也同样“提梁之精,取麦之魂,采古酿技术,得山川灵气”。但是,不同的是,它们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负责保护,利用茅台品牌而不负 责维护,利用基础设施而不负责建设,利用城镇条件而不负责规划。一位进行了实地采访的记者写道:“…现场令人震撼。超过400亿的资金涌入后,这个曾经十 分偏僻的大山沟,完全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数平方公里的大山沟里,数十个酒厂同时动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厂房、办公楼已拔地而起。工程车来回穿梭,扬起的尘 土,让这里的天空一片灰蒙。”

面对这种形势,国家还应该继续退让吗?政府还能只做“守夜人”吗?即使不按红色政权的逻辑,就按自由市场的逻辑,仅仅赤水河的水质保护和茅台山谷的环境保护这至关重要的两项,能靠充分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自动解决吗?

在 这里,社会已不属于贫弱社会,当社会资本总额高于政府财政收入数倍甚至更高时,社会力量就已强大到政府能做什么它们也能做什么,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在 这些地方,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遇到最大的挑战,那些最大的土豪无时不在幻想着:如果政府彻底实行放任,国家完全退到角落,那么,整个茅台镇就成了…

这 种幻想并非白日梦。就在本月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布,墨西哥的美洲电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又超过了比尔·盖茨,再度成为全球首富。他的个人净资 产接近800亿美元,比两个巴拿马还多,相当于4个南宁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资本家的标杆和楷模,代表着寡头对于国家的最大限度的胜利。

除了“最大寡头”,“最小政府”在当今世界上也有实例,那就是索马里。那里见不到法庭和警察,但也见不到新建公路和桥梁;普通人可以自由到随意拥有步枪甚至坦克和导弹,但其实他们除了靠自己保卫自己别无选择。

中国这个国家可以出比尔·盖茨和斯利姆·埃卢吗?可以为了自由市场而牺牲政府威权和社会制度吗?也许,真到了茅台镇乃至仁怀市都重新落入寡头们手中的那一天,人们才终于明白,正是当年红色政权的建立,才免于让中国成为索马里。

红 色政权的建立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新的发展模式叫“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人们看到,正好借助了从去年开始的白酒市场大退潮,仁怀市和茅台镇政府再次拿出积 极有为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转型。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仁怀市“正立足‘五位一体’建设茅台示范镇,概算投入256亿元实施‘环境整治、产业壮大、交通 疏解、旅游开发’四大工程”,立志要将茅台镇打造成“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镇。

经历了数次进进退退的大起伏之后,在这 个山沟城市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博弈还将继续上演,政府与民间的楚河汉界还将不断变更,只要茅台河谷继续神秘,酱香白酒仍然醉人,社会资本就会疯狂起舞, 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也还将接受新的检验。但可以肯定,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墨西哥或索马里。中国就是中国,古人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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