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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野蛮主义”也许更适合中华政治

   作者: 文扬    人气: 1030    日期:2014/6/11

近来中国的“习式治疆”、“习式反恐”的思路都已成形,一方面要与“三股势力”硬碰硬,决不姑息;另一方面要重新收拾人心,决不放手。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中国式“秩序主义”立场。


现实是,今日中国已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反恐战的第一线,5.22乌市暴恐案之后,外媒普遍用“反恐战争”的模式评判中国的形势。但困难显而易见,发生在中国的恐袭和中国政府的国内反恐,与发生在中东的恐袭和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两者很难相提并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中国断不会使用“恐怖主义”的概念,中国政府更不会以“反恐”的名义、按“反恐”的模式平乱。


中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西域与中土、边乱与治疆,已有上千年的时间,无数的故事和经验,如何能够套在“反恐战争”这个外来的、新生事物的框架之内?


中国自己觉得不适用,西方也认为不适用。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城市的每一次暴恐袭击案,无一例外都紧跟着一场与西方的争论,焦点就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只要西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恐怖袭击”定性,中国就指责西方“双重标准”。


对西方来说,不用你指责,当然是双重标准,因为“恐怖主义”这一概念被制造出来,原本就为了服务于西方自身的政治目的,并未打算让对手使用。


再者说,针对美国和西方十年反恐“越反越恐”的困境,中国一直也持批评立场,认为这个模式没有出路。但是现在中国也站到了反恐前线上,这盘棋以中国为主角来下,还要沿用西方的老套路吗?


使用统一用语与国际接轨,协调各国立场,这很必要,但仍然需要依托自身的观念体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继续沿着西方的路子往下走,还是重整旗鼓,走出自己的秩序之路、安全之路、稳步发展之路,正是做出抉择的时候。


 


回归中华文明的立场


西方推出“恐怖主义”这个概念,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考虑,从二战后的英国,到9.11后的美国,也能串起一条连贯的历史脉络。也许正是由于语焉不详、带有主观性,才正好方便使用者随意定义,几十年用下来,却也已约定俗成。这是西方战略界“黑箱”中的事,暂且不管了。


如果让中国重头开始面对这个事,依中国的习惯,必定会从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用更好的概念和定义来把握。


历史和国情最大的特点,正如学界中很多人承认的,中国虽然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本质上仍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总体上看,中华之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一个汇聚和杂糅了各种文明的“文明共同体”,所以,中国可称为是“文明型国家”。


按 照汤因比的“文化类型”史观,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二十几个可以分辨的“具有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演变到今天,还剩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 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这五大社会。而作为远东社会核心的中华文明,不仅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遥遥领先,而且在后期的五大社会的竞争中也保持了不败,成为了 唯一从发祥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千年不败,绵延不绝,持续发展?原因众多,但一定有这样一点:这一文明中包含有某种克服野蛮、压制野蛮、融化野蛮、改造野蛮的强大能力。恰如孟子所言,“吾闻有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也”,数千年来一直如此。


文明是在与野蛮的搏斗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上,无数原本大有希望的文明最终都败于野蛮,或者是在异族的入侵和占领之下被野蛮化,或者是本身逐渐腐朽堕落自我野蛮化。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与其他文明一样,也充满了被野蛮化和自我野蛮化的历史时期,但最终不是同化了外来征服者,就是实现了文化的自我涅盘,最终都以文明的胜利和野蛮的退却而告终。这是中华文明最令人惊异的特质,也是这一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的最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一个至高的、永恒的“总任务”,那就是反野蛮化,反野蛮主义。这个任务属于整个中华文明,所以涉及到了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反野蛮主义”适合中国国情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统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代表了文明的主流,所以,任何形式的分裂和分离运动都是其反面,也就是野蛮主义;因此,反分裂、维护统一正是反野蛮的内容之一。


从 社会层面上看,社会的安定和谐,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也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暴力活动和极端主义运动都是其反面,属于野蛮主义。因此,反暴力 袭击、反暴力抗法、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反野蛮,中国目前实施的反恐、打击三股势力、预防群体性事件等等行动,正是“反野蛮主义”内在的应有之义。


在 政府方面,中华一向具有德政和仁政的政治传统。尊重威权、注重礼仪、遵守纪律等特质,也都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不顾礼仪和纪律、只讲“个人自由”和 “民主权利”的乱政行为,如港台等地立法机构内动辄上演的全武行,肆意辱骂和无理取闹,也代表了文明的反面,属于典型的野蛮主义,当然也在“反野”的范围 之内。


在民间方面,各种形式的反社会、反秩序、反文明、反道德行为,也都不能得到虚伪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名义的辩护,也应该处在“反野蛮主义”的约束之内。以“反野”统合“反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新加坡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比较成功的“威权”体制。在西方政治的语境中,威权带有“不民主”的含义,但在中华政治的语境中,威权恰恰也体现了“不野蛮”、“拒绝野蛮”和“反野蛮”。


当然,无论何种政府,也并不天然就代表了文明,天然就具有了“反野”的权力。政 府的滥权、官员的贪腐,也是文明的反面。正如美国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本身也蜕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份子,中国政府也并非没有落入“国家野蛮主义”陷阱的可 能。“反野蛮主义”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总任务,政府也属于被“反野”所约束的对象。这是“反野”大业所需要解决的制度建设内容之一。


总之,以“文明型国家”的身份提出“反野蛮主义”,既合情合理,又名正言顺。一方面避免西式反恐对于中华政治的不适用、“不合脚”,避免重蹈西方越反越恐的老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反野蛮主义”应对“大中华”特殊的安全环境,在继承中华政治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促进其现代化转型。此时首倡这个概念,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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